伦敦市长说《卫报》

雷 雨

    去年深秋时节，去到伦敦，见泰晤士河两岸还是有不少书报亭，生机盎然,让人多少体会到英国人处变不惊的淡定与从容。

    定居爱丁堡的小伙子吴，更告诉我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得知《卫报》将缩减印刷版业务后，这位一向以率直亲民著称的市长居然专门撰文呼吁：“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也许在将来有一天，《卫报》也可能告别油墨与纸浆。但这位市长这样的情怀，还是在报业的冬季里给人传递了某种暖意，也许，报纸将来不再成为必需品，却有可能成为吸引最有影响人士表明态度与立场的奢侈品。想分享深刻思想的人，还是要看报纸的吧。

    报纸的从业者，曾几何时，被唤作报人，这一在民国时代被赋予了丰富内涵的称谓，如今是不大为人所提及了，但林白水、邵飘萍的名字，还有大公报的张友鸾、王芸生，老报人赵超构赴延安考察，写出《延安一月》，曾令洛阳纸贵，今日捧读，从穿越历史云烟七十余载但仍肝胆照人的文字中，仍能体会到他观察之细致见解之深刻独到，一代报人的风骨凛凛跃然纸上；当然还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尽凌辱与折腾的邓拓范长江徐铸成等，或死于非命，或哑然无声，一代报人的遭逢际遇，让人几多感慨几多唏嘘。进入1949年之后，报业的体制、境遇为之一变，大体沿用延安体制，也深受苏联影响，自有其历史的逻辑根据，毛泽东本人就是诗人本色办报高手，他的多篇雄文，诸如《别了，司徒雷登》、《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高屋建瓴，酣畅淋漓，横扫千军如卷席。看袁鹰《风云侧记》，读毛泽东致信刘建勋韦国清指导如何办好省级党报的教诲，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啊！

    进入邓小平时代，终于在党报体制之下崛起一批晚报、早报、都市报，这些经常被某些人轻蔑地称之为“小报小刊”的媒体蓬勃摇曳，遍地开花，说是新时期报业的“黄金时代”，似乎也不是过誉之词吧！从业于报业，是多少对文字抱有敬畏的年轻人的向往啊！然而，互联网来了！

    报纸就真的回天无力了吗？平心而论，报纸从业者的专业能力、职业素养、采编眼光较之于其他媒体，自有其优势在。不论其他，就说报纸的副刊，有多少敬畏文字者几乎是以报纸立命安身，兀兀穷年，静守一方田园，默默耕耘，为他人作嫁衣裳，为这个社会开一扇小小的窗，吹进几分和煦春风洒来几缕暖阳。不说民国时代林语堂、沈从文等人办副刊的殚精竭虑，即使在1949年之后，柯灵、袁鹰、姜德明、李辉不也都是办副刊的翘楚？而据说是适应形势的需要，有些报纸大刀阔斧取消副刊，宣称只做新闻，为何要这样自乱阵脚？这倒让人又想起毛泽东对某报说过的一番话来：如果没有了“夜光杯”，没有了花鸟虫鱼，没有了史学随笔小品，我还能在你的报纸上看什么呢？

    早就预言纸媒要消亡的人，似乎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而据说，在新的一年里，《新闻周刊》又要恢复印刷版了。三联书店的主要支撑还不是《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