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本质不改，“博士城管”也没用

　合肥招聘了100名新城管，全部有本科学历，其中11人是硕士。当地寄望他们的高素质能改变城管执法形象（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城管队员的学历高是好事不是坏事，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如果将城管的个体素质提高视为破解“猫鼠游戏”的妙药，那么，注定这种期望将成为无法实现的奢望。为何？因为城管执法的本质与城管队员的“素质”没有任何关系，城管队员目前的工作从本质上讲都不是用知识来做的，而是在双方的生存对立中做的。

　　城管与被管理对象的关系，在目前流行的那种城市管理理念之下其实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按照城管的目标，城市街道要达到“耳根清净”和“眼前清爽”，不可避免地会与城市小摊贩等发生利益冲突。城管在一次次的清理中，面对反复出现的管理对象，难免产生厌恶心理；小贩在一次次被执法的过程中，面对自己不断出现的损失，也难免产生对抗心态。这已经演变为城管队员与小贩个人间的“饭碗问题”。前不久，一个城管队员在网上发帖，称自己一年要打五百多人次，平均一天要打近两人次。他说，自己也不想打人，但面对屡禁不止的被管理对象，为了完成任务，按月拿到工资，硬着头皮也要上。

　　城管队员的个体素质的提高，在个案上、一时间可能会有所改观，但无法改变根本困境，因为城管的根本任务没有得到改变，城管队员无法改变每天直接面对被管理对象的现状。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一切所谓的“禁令”、规章制度都规范不了城管的执法行为，因为这些制度办法都没有涉及到根本的问题。2005年，一些法学家曾给北京城管支招，提出了“法制城管、科技城管、人文城管、公众城管”的概念。但是，这些高招并没能在第二年阻止住崔英杰刺向李志强的那一刀（指2006年北京发生的小贩在执法争执中刺死城管队长一案——编者注）。

　　因此，“猫鼠游戏”的进程如何，并不在于城管队员的文凭有多高，而在于制度设计的水平有多高。如果能够在制度设计中改变“面子政策”，在合理的幅度内给小贩们一个制度出口，使城管与被管理对象间不要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那么，只要城管队员有基本的做人素质，问题也可解决。否则，城管的本科文凭就是提升到了博士，也只是如同法学家给北京城管的“招数”一样，徒然停留在“概念”和“寄望”上而已。（四川 曾畏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