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问题

范晓林

    上大学那阵子，我也算个活跃分子，一些上副课的老师见了面没个说的，都喜欢问我一句话：个人问题解决了吗？我会大大咧咧地说：“没呢，辅导员说我还欠些火候！”那时，我的个人问题是入党。

    毕业以后，熟悉我的同事和朋友一见面也喜欢问我“个人问题解决了吗？”三十岁以前，我会满不在乎地说：“喜欢我的人还不知道在哪里转悠呢！”那时候，我底气很足，总觉得还不是个问题。三十岁后，人们再问时，我有些发毛了，说没解决吧，人家立马会怀疑我有什么问题，说解决了吧，明显是“打肿脸充胖子”，而且还有可能失去一个帮忙的“火力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是犯难。

    对我个人问题关心的首先是我的父母。他们远在北方，有些鞭长莫及，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只好御驾亲征。2000年春节前，哥哥护驾，押运着四床新被子（安排我结婚用的，色彩是最喜庆最传统也最难看的大红大绿）浩荡而来。驻扎半年，结果被南京“火炉”逼退，暂且不表。2002年，老爸“千里走单骑”，带来“中央指示”， “南巡讲话”连篇累牍，也无功而返。老妈无情地给老爸下了个结论“什么事情也办不了”，还引发老爸抗议……老爸老妈的着急咱有空再说。

    2003年，哥哥一家南迁，成了常驻特派员，每见我提起一个女孩子，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汇报“中央”，可一次次的“最新情况”都属于愚人节消息，害得哥哥毫无颜面，逐渐丧失了“党中央”的信任。现在，哥哥也有了谱，汇报时不再拍胸脯，只是“好像”、“应该”一类模糊语气……

    在父母跟前随时听令的姐姐也是忧国忧民，打听到哪里有个算命灵光的人都要亲自登门问计，以求先知先觉，可钱花了不少，至今都是一头雾水。老家的亲戚几乎都一条声地打探，小儿子的个人问题何时是个了断？几年下来，他们已经变得皮实，甚至麻木，好像我的“个人问题”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花分两朵。咱的朋友同事也是表现出“祖国处处是亲人”的风貌，忙不迭地提供“最新情报”，里面最卖力的是卖面条的陈老板。1995年前后，我在南京秦虹小区暂住，每天必经陈老板面条店，总是一碗面条下肚然后才“饱满”回家。因为那时我做一档晚间节目，回家时间固定，面条店成了驿站，就和陈老板混熟了，混到了月结面条钱，最后到不花钱，当陈老板知道我“个人问题”后，把这个消息对老主顾都进行了通报，一个面条店变成了个人问题代办点，一共张罗了七八个，可就是不开花不结果。

    工作十多年，换了几个办公室，前后有不少同事，都把我当阶级兄弟，四下打探，甚至有一位热心大姐宣誓：这小伙子的“个人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一定要在世纪末解决。可新世纪已经“开张”几年，我都没被“解决”。

    我深深地感谢那些曾经帮我忙碌的热心人，也深深地“纳闷”：这“个人问题”怎么就牵扯了这么多人的神经？把眼光稍微社会一点，我发现我的遭遇还不是个别现象。

    紫金山脚下的白马公园和情侣园定期举办万人相亲会，每次都是旗幡招展，人头攒动。省内及周边省份的人也高举“个人问题”而来寻求“解决”。江苏卫视甚至动用卫星来传输有关动态，这种为“个人问题”而忙碌的精神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感召日月。

    有一次和一位报社老总闲聊，提出办一份有关“个人问题”的报纸的想法，并且抬出了“和谐社会”这样热门的关键词，这位老总居然在我的忽悠下拍了大腿：人就是高级在感情上，把这么高级的问题解决了，咱就有公信力，咱就是老百姓爱戴的报纸，那咱就把南京变成世界上最充满爱的城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