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郊区车上

运气不错，上车时，车上只有五六个人。我乘“摩的”绕路赶到这一站上车，是为了能有个座位。这站是第三站，到市区终点站，要乘30站。好在没什么事，又带了水；水是凉的，含在嘴里暖一下，慢慢地小口咽下，也还行。
    来时花了两个多小时，如果是小车，见缝插针，也得用一个多小时。这辆开往郊区的大巴，让我感到与众不同的，是车上没什么人玩手机，所以大部分人抬着头。刚刚要打个盹，没想到被人撞了：有个白发老头没留神，车在开，他一下子倒在我身上，他也没说什么“不好意思”，顺势坐到我旁边。四个人，环我而坐，三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坐在我后面的老太，管白发老头叫胡师傅，管瘦老头叫老沈。白发老头带酒气，很难闻。他说：“中午的那个带鱼最好吃，我回去也买两条，过年炸炸吃。”老太说：“胡师傅有钱，那种带鱼要十五六元钱一斤呢。”胡师傅说：“不过，说句难听话，今儿中午有点儿格亏。”老太说：“你们说，那老母鸡汤是真的呢还是鸡精兑的？”老沈说：“我喝不出来，我好久没喝鸡汤了。”老太说：“照理说，结婚酒席不至于上假的，但我总觉得味道不怎么样。”老沈说：“你这个人就是，又是你要我们陪你来的，跑这么远路吃人家喜酒，吃过又嫌人家档次不高。不就一回头吗。”老太鄙夷地说：“爱油，你舍不得了？你退休钱还比我多二百一呢。”
    售票员接过前面小伙子的一百元，一脸难看地问：“再找找，有没得四元钱？”小伙子拿下耳麦，抱歉地说：“真没得了，全是整的。”售票员没好气地说：“你们这些人怎么不用卡呢？我告诉你，我要是收到一张假钞，我这一天就白干了噢。”小伙子没生气也不解释。售票员板着脸找钱，最后塞给他一大把硬币。小伙子不吱声，一把放进口袋，听自己的音乐。
    老太忽然哼起来，一阵作呕，问：“老沈，你还有草纸啊？”老沈说：“看到好吃的就撑，还装食量小呢。”老太说：“我是晕车，闷的，我不习惯空调车。”胡师傅说：“我也晕车，我是给这个路颠的。”坐在对面的农村大妈接话，说：“到处挖，到处堵，今天还算顺畅的。不过，明年就好了。”“明年，明年，”老沈说，“我们这些人过一年算一年，还‘明年’呢。”农村大妈看谈不拢，不说了。司机说：“也不全怪修路。早上前面一辆车死活不动，下去一看，把人气死掉了：夫妻两个吵窝子，男的嫌女的不会开，女的就骂男的是瘟神……”
    售票员又过来了，对小伙子说：“你有零钱，我没得钱找了，换50元零钱给我。”小伙子说：“刚才你给我的大头要不要？全给你。”数也不数，把一大把硬币放在售票员手上。售票员“2，4，6，8……22，24……”点好数，说：“多两个，这块一个，还有一个掉地上了。”掉头走了，农村大妈指示小伙子道：“掉在那块呢。”小伙子也不去拣，还是不吱声。
    不知怎么，想起靳以的《到佛子岭去》，50年前的语文课本上有，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写车厢人物，比丰子恺的《车厢社会》积极向上。丰子恺在那篇杂谈中，惟妙惟肖地描绘一个货真价实的土豪，现在，土豪不可能坐公交车了。
    现在乘公交车，仍然有感想，但不至于像50年前上学时那样写读后感“我觉得，这车正朝着社会主义大道通向前方……”
    算下来，可能只有那位农村大妈依然淳朴，靳以的年代，她可能是那个湖南妇女带着的，一路晕车呕吐的小女娃呢。